北江西路越界筑路区,1926年为记挂孙吉安先生改名宁德路

图片 13

摘要:即使欧阳星南在“欧阳路”建造别墅,他也没有必要修建一条“欧阳路”,因为,“欧阳路”的一头在现在的大连西路,另一头在现在的临平北路,从欧阳星南的“别墅”走“欧阳路”到北四川路的家,会绕一个很大的圈子,甚至是南辕北辙。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建设“欧阳路”呢?

四川北路,原名“北四川路”,位于上海市区苏州河以北,南起北苏州路、北至东江湾路,全长约3.8公里。历史上的北四川路,不仅是著名的商业街,也是红色印记和海派风情交织辉映的文化街。尤其是从今武进路至东江湾路、方圆约2平方公里的区域,亦即历史上所谓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在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上、在先进思想的传播和左翼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细究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成因、演变及历史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近现代上海与祖国革命、进步文化之间的不解之缘。

据上海发布,了解上海的小伙伴们都知道,上海的路名颇有特色。在市中心,无数道路纵横交错,路名多以全国各地的地名命名。但你只知道吗,其实上海也有不少以人名命名的道路,多是为纪念先烈或者先辈、先贤。想一想,你能说出几条?

图片 1

“越界筑路”与公共租界的扩张

中山路

图片 2

所谓“越界筑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上海租界扩张和城市发展所出现的独特历史现象。北四川路地处苏州河北的虹口地区。无论道路本身的延展,还是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形成,都离不开公共租界在沪北地区的扩张。

上海市民最为熟悉的当属中山路,分为中山北路、南路、西路、东路。修筑年代和命名年代也不尽相同。中山北路1928年开始修筑,起先命名为三阳路,1930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中山路。中山西路修筑于1930年前后,与中山北路相接后同名。中山东路因地处租界内,上海开埠之初就已修筑,但当时曾先后命名为黄浦滩(英文The
Bund
也是就外滩)、扬子路和黄浦滩路。中山南路1896年筑,名外马路,又称大马路,曾名北吉祥弄,为国人辟筑现代的马路之始。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改名中山南路。而以上一系列的中山路,都在1945年统一以中山路命名。

在一次会议上与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博士同席,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讲到了虹口的几个地名。伍江博士告诉我,他的祖母的娘家是望族,“欧阳路”还是以他祖母的父亲姓氏命名的。他还说:“1925年,祖母的父亲逝世,在报纸上刊登讣告,就在第二天,报纸上刊登孙中山先生逝世的讣告,这当然是偶然,但是,他的外婆家一直津津乐道”。这是有趣的故事,使伍江博士铭记难忘。于是我问伍江,你记得你太外公的名字吗?伍江回答说:“记不清了,回去查查看”。伍江博士很忙,我也不便催问,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1847年,美国代理领事曾向苏松太道麟桂申请划虹口一带为美国租界。

逸仙路

图片 3

次年,美国牧师圣公会主教 文 惠 廉 (William Jones
Boone)在虹口购地居住,并建造教堂,继而“向上海道台商请准许虹口为该国之租界”。

另一条与孙中山先生有关的就是逸仙路。在市区东北部,跨虹口、杨浦、宝山3区。南起邯郸路,北至吴淞大桥南堍,长8900米。1919年筑南张华浜至薀藻浜段,起初名为军工路,也曾名中山北路、中山路。1931年筑三民路至高境庙段。1945年以孙中山先生的“字”改名逸仙路。该路段现已建成逸仙路高架,是沪北交通主干道。

回家后,首选查阅了《虹口区地名志》,说:“抗战前,有姓欧阳的广东人,在今祥德路处东侧买地造房,并砌红砖外墙,墙内种植花木,自称欧阳花园。并出资修筑了一条碎石路,填没一条2米宽的无名小河浜”。看来,这条“欧阳路”是以这里的“欧阳花园”得名的。再上网查,果然找到了一些信息。一位叫欧阳鹏的彭泽中学老师写的《三欧家书》中讲:

咸丰十年,美国人华尔在苏松太道吴煦的赞助下,在上海成立洋枪队,并于租界内外修筑“军路”。华尔的后继者戈登也多次下令修筑界外军路。为了镇压共同的敌人太平军,清政府默许了租界当局的越界筑路行为。“游说洋兵助剿,增辟邑治障山门,并筑西郊马路,以利军行。”此为越界筑路之始。

图片 4

清末,欧阳庚从天津乘船到上海。他足不踏租界,对租界的繁华视若无睹,即雇船划过黄浦滩绕到中国地界上岸。为什么有好码头不走,偏要从没有码头的地方上岸?那时候欧阳家小字辈还不懂,而今天就不难理解了。

此后60多年间,上海的租界多次扩界,野蛮生长。扩界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租界当局通过谈判与祖国政府达成协议后,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扩展并确定租界四至,如1848年英租界的扩展、1860年代以后美租界四至的划定、1899年公共租界四至的确定,以及20世纪法租界的扩展。另一种则是先筑路,造成事实上的扩界,而后通过谈判,将越界筑路地区全部或部分划入租界。

化成路

作者还说:欧阳庚家很富裕,既然不想借道租界进出家门,就干脆自己出钱建设马路,于是,他们出资修建了“逸仙路”和“欧阳路”,还说:

1863年,领袖领事、美国领事熙华德与上海道台黄芳订立章程,规定美租界四至:“西面从护界河对岸之点
起,向东沿苏州河及黄浦江,到杨树浦,沿杨树浦向北三里为止,从此向西划一直线,回到护界河对岸的起点。”

位于宝山区境东部,南起淞滨路淞浦路口,北至淞宝路。原为城脚小道,1842年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陈化成殉难后,在宝山建造忠愍公祠,将此小道修筑成路,命名化成路。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就在此路上。

不久,“逸仙路”和“欧阳路”的命名典礼开始,当时由陈少白与欧阳民庆分别主持“逸仙路”和“欧阳路”的剪彩,剪彩之后,聚集的几十人一起簇拥着把这条路走完,最后我们鼓掌庆贺命名典礼结束。

同年 9月 21日,英、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

文定路

我长期从事上海历史研究,对这段文字实在无法理解。首先,欧阳庚(1858年~1941年),字兆庭,号少伯,祖籍香山。同治十一年,他14岁,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经上海赴美国,1881年毕业回国。后来出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以后相继担任驻温哥华领事、驻墨西哥条约特使、第一任驻巴拿马总领事等。1911年后,出任驻荷属爪哇总领事、驻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驻智利国第一任公使等,曾获二等嘉禾章。欧阳祺是欧阳庚的弟弟,是欧阳庚送他出国的,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出任住旧金山总领事。1930年病逝。这两位清政府的外交官也不至于对上海的租界如此排斥,如此恨之入骨。其次,上海的客轮码头基本上集中在浦西租界的黄浦江边,不穿越租界几乎无法到达所谓的欧阳琪住宅,如果欧阳庚和欧阳琪如此排斥租界,何必把房子选址上海,选址在这样的位置,脱离租界,他们该怎么生活。实际上我也没有查到这对欧阳兄弟在上海置产和定居的记录。还有,现在的“逸仙路”是通往吴淞的公路,由官方投资建设于1913年,初名“军工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度改名为“中山北路”,1946年改名为“逸仙路”,与此“欧阳昆仲”毫无关系。

1873年,熙华德提出:“租界西面应从苏州河北岸原定地点一直向北到内地三里处,然后再向东划一直线连接租界东界的北段。”上海道台未予同意。熙华德再提议:“从租界西面苏州河北岸原定起点划一直线到靶子场稍北处,再由此划一直线到原定租界东界的北端。”上海道台仍未同意。尽管如此,工部局事实上已经将其控制范围扩充到这一地区,这条新的分界线即所谓
“熙华德线”(Seward Line)。

位于徐汇区中部偏西,南起凯旋路,北端原至南丹路,后延伸至虹桥路,长不足1000米,
1957年筑。以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谥号命名。徐光启墓及徐光启纪念馆就在文定路南丹路东北角。而其所在的“徐家汇”则是上海最知名的人物纪念区域地名。

我把网上搜查到的结果告诉伍江博士。伍江回复:“此欧阳与我祖母欧阳非同一支,我祖母是广东新会人氏”,“我祖母的父亲欧阳星南(1870-1925),青年时代从广东新会移民上海,在虹口一带置家业,创立了‘广益’字号”。有了这条线索,在1920年前后出版的《上海指南》类书籍查到了“广益”字号,被列为广东进出口商,行址在“天潼路62号”。

1893年,上海道台聂缉椝、美国领事廖那特各派3人组成划界委员会,共同处理熙华德线事宜。经勘界,双方基本依熙华德线正式划定边界,树立界石,并订立《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公共租界面积扩充至10676亩。

图片 5

图片 6

1897年,工部局企图再次扩界:“西界扩至梵王渡,东界扩至周家嘴角,南面包括浦东,北面直达宝山县境。”被上海道台蔡钧拒绝。

图片 7

1920年《上海商业名录》登记,“广益”是广东帮进出口行。

1899年
3月,英、美、德三国公使以照会送达总理衙门,迫令清政府训令南京两江总督“应允各领事及工部局所求扩充”。次月,总理衙门大臣即通知公使团,“已照照会所请,训令江督”。根据协商,
“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限为止,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之线,仍以下至周家嘴角直线上为止”。

徐光启墓前牌坊及位于南丹路漕溪北路口西北角的徐光启雕像 郑宪章摄

又查到,1922年6月23日,时任大元帅府外交总长兼广东省长的伍廷芳在得知陈炯明发动事变后,积愤气极而终。同年11月26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起召开伍廷芳追悼会,并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刊登《启事》,欧阳星南也是追悼会发起人之一。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商业街区为单位成立商业联合会,欧阳星南当选为“天潼路福德路两路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根据伍江博士提供的线索,在1925年3月27日《申报》查到了《欧阳宅讣告》,抄录如下:

19世纪末的这次扩界,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共增加11377亩,西区增加
11450亩,加上原有的10676亩,总面积为33503亩。至此,上海公共租界名义上的扩张终告结束。

光启路

清授奉政大夫欧阳星南府君于乙丑年夏历二月十五日寿终沪寓。正寝。兹于三月初六日一点钟在本宅发引。由北四川路转武昌路,过密勒路、天潼路,至北河南路,直达闸北张三桥。权厝联义山庄,择期安葬。三月二十日家奠。除已分呈讣外,恐未周知,用再佈闻。伏维
矜鉴。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形成

位于原南市区老城厢东北部,现属黄浦区,北起方浜中路,南至复兴东路。原名老县前街,因系旧县署基改辟,故名。曾名县南大街、县前直街。1912年改名县基路,习称阁老坊。1932年,为纪念徐光启改名至今。

北四川路一百〇九号欧阳敬成堂账房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租界扩张和越界筑路,北四川路自南向北不断延展。

图片 8

看来,欧阳星南在上海经营有方,有了不少的积蓄,通过捐纳,获得了一个“奉政大夫”的官衔。上海的家在“北四川路一百〇九号”,北四川路的门牌号不稳定,无法确定具体的位置,但是可以确定在现在的四川北路武昌路两侧。逝世后葬联义山庄。

1877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自里摆渡桥北堍筑路至天潼路。这段长不到百米的碎石路,习称里摆渡桥北,因与苏州河南岸的四川路相连,遂正式命名为北四川路。

1884年上海县城租界全图中标注的太卿坊街 即为现今光启南路

当时,欧阳路的位置远离租界,远离上海市中心区,在一份1913年的上海地图上可以知道,当时还没有从市区通往“欧阳路”的马路,从市区到那里很不方便,甚至无法到达那里。1909年,旅沪富商叶澄衷的儿子叶贻铨集资成立“万国体育会”,实际上是一个商业性的跑马会,不久购进宝山县江湾乡的土地1315亩建立万国体育会跑马场,俗称“江湾跑马场”,同时建设了多条通往跑马场的道路,其中一条是“江湾路”(Kiangwan
Road),相当于现在的东江湾路,大连西路(从东江湾路到东体育会路的那段)和东体育会路,在现在的“大柏树”处进入江湾跑马场。在一份1918年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从虹口公园沿着“江湾路”可以到达现在的欧阳路。同样,此时的欧阳路道路已经成型。即使欧阳星南在“欧阳路”建造别墅,他也没有必要修建一条“欧阳路”,因为,“欧阳路”的一头在现在的大连西路,另一头在现在的临平北路,从欧阳星南的“别墅”走“欧阳路”到北四川路的家,会绕一个很大的圈子,甚至是南辕北辙。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建设“欧阳路”呢?

此后20多年间,北四川路不断向北延展,直至租界华界交界处的川虹浜(又作穿洪浜,位于今武进路北侧)。

光启南路,在原南市区中部,现属黄浦区,北起复兴东路,南至中华路。曾名县桥南街、太卿坊,后改名阜民路。1980年因与富民路同音且北接光启路,故改名今名。

图片 9

1899年重订的《上海土地章程》第六款议定,“准其购买租界以外接连之地、相隔之地,或照两下言明情愿收受之地,以使成街路及建造公园”。这一规定,为租界当局越界筑路铺平了道路。

自忠路

1925年3月27日《申报》刊登的欧阳星南讣告。

1903年,工部局越老靶子路,延展北四川路至宝山金家厍
。至此,北四川路基本成型,成为贯通南北、连接沪北地区租界与华界的交通要道。

位于原卢湾区东北部,现属黄浦区,东起西藏南路,西至重庆南路。清光绪二十七年筑,以四川地名命名雅砻江路。光绪三十二年改名葛罗路(Rue
Baron Gross)。1913年顺昌路以东段以法公董局总董名命名白尔路(Rue Eugene
Bard);西段名西门路。1946年全路以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领张自忠名改名自忠路。

1899年,公共租界扩张成功,租界东区的界线就是以嘉兴路桥与黎平路与军工路的交接点画一条直线。租界当局修筑了一条狄思威路,就是现在的溧阳路,沿着虹口港的东岸曲曲弯弯地在嘉兴路桥折向朝东,通往北四川路,除此之外,这里道路稀少,交通十分不便。

同年,筑江湾路,连接北四川路与公共游泳池。

黄兴路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00年,是中国成立最早、势力强大的城市青年会。青年会的宗旨是发展青年的德、智、体、群“四育”,为社会服务。开展体育教育和活动,必须要有体育活动的场地和场馆,何况,当时的虹口有不少学校,许多学校借用民宅创办,没有体育场地。开始,上海青年会只是租用老靶子路工部局的空地,举行体育活动,以及学校的体育比赛。1909年,青年会获得资助,不久就买进了一块位于“施高塔路底”(即现在祥德路和欧阳路一带的俗称,当时这里没有马路,可以使用的地名很少)约25亩土地,建立“青年会体育场”(Chinese
Y. M. C. Y. Recreation
Ground),有了体育场地,没有通往体育场的马路也不行,于是青年会动员民间捐款,建设马路。欧阳星南是基督教家庭,他自己还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女儿欧阳涧蓉、欧阳爱蓉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于是,欧阳星南愿意承担修建这条通往青年会体育场马路的费用。

1904年,筑黄陆路。

位于杨浦区中部。南起长阳路,北至翔殷路。1926~1931年筑,南段名淞沪路。1931年以辛亥革命先驱名改名黄兴路。1930年改名合作路。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名黄兴路。

图片 10

1908和1909年,租界当局两次提出扩界要求,都被清政府拒绝。名义上的扩张遇阻,通过越界筑路实现事实上的扩张,便成为公共租界进一步扩展势力范围的主要手段。

晋元路

1918年地图,江湾路和欧阳路出现

1911年,筑施高塔路、赫司克尔路、窦乐安路。

位于原闸北区,现属静安区。因抗日名将谢晋元而得名。1937年8月3日,侵华日军分几路进攻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10月26日,驻守上海天通庵阵地的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第一营奉命掩护右翼部队撤退,完成任务后该营与上级失去联系,团副谢晋元率营退守于西藏路桥北堍的四行仓库。日军随即从西北方向四行仓库发起攻击,谢晋元身先士卒,顽强抵抗,英勇歼敌。

沙泾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细长河流,在现在的溧阳路桥并入虹口港,沙泾有许多条支流,其中一条叫做“嘉虹浜”,青年会体育场的场地就在嘉虹浜的边上,于是,青年会沿嘉虹浜修筑了一条通往体育会的马路,以及这条马路的延长线,与万国体育会修建的江湾路相接,青年会以捐款人欧阳星南的姓氏命名为“欧阳路”。这就是“欧阳路”的来历。

1912年,租界工部局趁辛亥革命爆发上海政局不稳,在沪西和沪北加快填浜筑路,其中包括北四川路周边的狄思威路、白保罗路。

图片 11

1913年,筑汤恩路。

谢晋元将军追悼大会影像

1917年,筑欧嘉路。

民众对此深为敬佩,称他们为“八百壮士”。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不幸遇刺身亡。1947年7月,为了纪念卢沟桥事变十周年,褒扬谢晋元坚决抗敌的可歌可泣事迹,把四行仓库西面的一条马路——满州路改名为晋元路。

1913至1918年,陈贻范等北洋政府特派江苏交涉员先后就租界当局越界筑路问题提出交涉,工部局或是不予理睬,或是口头允缓而最终造成既成事实。

靖宇路

1921年10月,工部局擅将沪北华界新民路界石拔去,辟筑北四川路西侧的福生路。

包括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因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航者杨靖宇而得名。杨靖宇是河北确山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长期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于吉林蒙江县。1952年至1953年,为纪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抗日名将,遂以吉林靖宇县名来命名上海新修筑的3条马路。

至1920年代初,公共租界北区以北的北四川路周边,已形成一个由赫司克而路、欧嘉路、狄思威路、施高塔路、窦乐安路、黄陆路、江湾路等十多条马路纵横交织而成的完整的路网。仅仅二三十年光景,在名义上仍属华界的沪北地区,赫然出现了一片新城区。这里的道路、交通与租界相连相通,公共建筑、市政设施与租界相同或相近,甚至连许多道路街巷的名称,都与租界一样,用的是外国人名字。

安澜路

这块华洋交错、亦中亦西的地方,就是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尽管地处租界之外,但就热闹繁华的程度而言,这里丝毫不比租界差。

很多市民都认为同抗日名将戴安澜的名字相关,其中还有一段小故事。戴安澜,安徽无为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在1938年后,率部参加鲁南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战,抗击日军。1943年3月,率第五军第二OO师赴缅甸参加远征军作战,遭敌袭击负重伤,壮烈殉国。抗战胜利后,许多人希望在上海命名一条安澜路,碰巧的是老城厢附近已有路名为“安欄桥路”。该路筑于1903年,因这一带原先矗立于河道的安欄桥而得名。此后将“欄”改为“澜”,市民们也就习惯视作是对这位抗日名将的纪念。

一是交通便利。1907年,外白渡桥重建,桥身改为钢桁架结构。第二年,1路有轨电车即由静安寺经外滩过外白渡桥再沿北四川路开往虹口公园。1924年,沪北兴市公共汽车公司先后开通
1路、2路公共汽车,起点同在北四川路附近的天通庵。

图片 12

二是房产火爆。1920年前后,租界内部的市政建设开始趋向饱和。但随着北四川路越界向北延伸,一片片石库门、一条条新里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外省移民和外国侨民在上海置业的好去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20世纪前30年,公共租界的地价平均上涨8至10倍,但是无论如何涨,租界北区的地价都只有中区的三分之一左右。与租界相比,越界筑路区的地价和房价更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

1913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中标注的安欄桥路

三是人口密集。随着市政道路、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在这些居民中,还有不少日、英、美、葡、俄、印、德等国的侨民,人口来源和构成比其他地区更复杂。

源深路

四是商业繁荣。1896年,北四川路8号开设了上海第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和昌洋服店。1898年,新大北茶食店等商店次第开业,街市渐成。至1920年,北四川路已有茶食店40家、呢绒绸布店
8家、五金颜料店11家、南货店2家、水果店2家。

位于浦东新区西部,黄浦江东岸。北起黄浦江边的新华装卸公司,南至杨高南路。初筑张家楼至六号桥段,名张六路。1922年疏浚咸塘浜,以原浦东塘工局局董、爱国士绅谢源深名改今名。

五是文化兴盛。1897年,北四川路附近的礼查饭店,实现了中国的第一次电影放映。同年,夏瑞芳等在邻近的江西北路创办了商务印书馆。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乍浦路创办中国第一座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园。至1930年代,上海的60余家影院,一半集中于北四川路、海宁路一带。1912年,刘海粟与友人在乍浦路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中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新闻画报《良友》在北四川路问世。

志丹路

“半租界”的独特社会政治空间

位于普陀区中部。南起交通路,与光新路相接,北迄沪太路,与广中西路相接。1953年修筑,南段有甘泉新村。以陕西省志丹县命名,而志丹县是为纪念工农红军著名将领刘志丹而改名(原名保安县,刘志丹故乡)。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特点,归结起来就是
“半租界”,即这块地界既不完全归租界的工部局管,也不完全归华界的民国地方政府管。我们都想管,却又都没办法彻底排除对方的势力影响。

鲁班路

从地理位置来说,越界筑路区本就在租界四至以外的华界,当然应该由中国政府管。但马路却是工部局出钱修筑的,租界当局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从管辖治理来看,越界筑路在法律上本无据可依,其地权属中国所有,但道路管理权却为租界当局所侵夺,由此造成社会管理的复杂局面。“在街头维持治安的是租界上的巡捕,而路旁范围仍由中国警察驻守,虹口北四川路就是这种情形。”

位于原卢湾区中部偏南,现属黄浦区,北起徐家汇路,南至黄浦江边。1914年筑,以中国传说中的木工祖师鲁班命名,也有说法称以路边鲁班殿得名,现已无考。

1911年11月,四川路上部分纳税人向工部局提出请求,希望增加北四川路延长段的警力,并请求工部局警务处将警政辖区延伸至临近北四川路的小马路。次年,工部局在北四川路上租屋设立捕房。1927年2月,又在狄思威路上租赁新屋设立捕房,并将1912年初设时的北四川路捕房更名为狄思威路捕房。该捕房所辖区域多为公共租界以北的界外筑路区,包括北四川路、江湾路、狄思威路、窦乐安路、施高塔路,等等。租界当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设立捕房的历史事实说明,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在相当程度上将租界内的治外法权延伸并覆盖到越界筑路区域。

图片 13

叶圣陶一家于1927年搬进北四川路西侧东横浜路35弄的景云里
11号。这里,正处于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其子叶至善回忆当年刚刚搬到横浜路时的情景,对北四川路一带的“半租界”特征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绘:“横浜东路是新筑的越界马路,从北四川路窦乐安路底‘越’到宝山路东头。路是租界工部局修的,以便利交通为名就‘越界’修进‘华界’来了,明明是扩大地盘的蚕食政策。路面上的一切,包括巡警,都归租界。路的两旁仍是华界,只是向街的弄堂口和房屋向街的大门,得钉上租界的门牌,照章纳税。鲁迅先生把越界筑路称作
‘半租界’,真个一点不错。”

1929年上海市分册地图中标注的鲁班路,当时在靠近徐家汇路处有一座鲁班桥

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收回租界和越界马路治权的呼声日渐高涨。

1926年
5月,北洋军阀孙传芳任淞沪督办公署督办,宴请各国驻沪总领事及工部局、公董局总董,公开宣布不同意租界界址扩张,也不允许建筑越界马路。接着,收回北四川路一带及狄思威路、虹桥路等处越界马路的警税管理权。领事、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即向交涉员许沅提出交涉,要求将越界筑路管理权一事与沪上各项悬案一并解决。许沅函复克宁翰表示同意,收回越界筑路管理权一事暂缓进行。同年8月底,许沅向克宁翰提出收回越界筑路管理权的要求。克宁翰复函表示领事团愿就此事与中国政府磋商,并订于9月15日开始会商。但转而又趁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以“时局不清,前途难测”为由,拒绝会商。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
。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发表声明,管辖越界马路及附近地段。但工部局毫不理睬,仍继续收取越界筑路地段的巡捕捐。9月初,交涉员郭泰祺致函克宁翰,提出抗议。1928年7月,交涉署与领事团一再交涉,领事团虽表示同意双方就收回越界马路一事进行磋商,但磋商并无进展。1930年6月,国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宣布在租界西区外各马路行使职权,克宁翰照会市政府提出责问。1932年
4月,上海市政府与工部局各派2名代表,就收回越界马路再次进行会商,仍无结果。

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
“半租界”身份得以固化,构成一种既不同于华界、又不同于租界的独特社会政治空间。由此,越界筑路区不仅成为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也成为中国政府、租界当局和各方势力角逐、“过招”的中间地带,进而影响和推动了中国进步文化的策源。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对中国进步文化策源的影响

根据虹口区娱乐史和文物保护部门统计,全区共有革命旧址遗址49处,左翼文化运动重要旧址遗址32处,合计81处。这些与中国革命和中共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重要旧址遗址,大多分布在今四川北路和提篮桥北外滩一带。

相比之下,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即今武进路以北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的四川北路中北部地区,密集分布着52处重要的旧址遗址、名人故居。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左翼作家联盟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上海区委、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党的重要机关办公场所,更有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早期共产党人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沈尹默等进步文化名人的工作和生活场所。在这些重要革命旧址遗址发生的人和事,曾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和祖国革命进程,使得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成为中国进步文化的重要策源地。

回望这些历史事件,1925年1月在北四川路西侧淞沪铁路边一座石库门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且把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娱乐的领航者由
“委员长”改为“总书记”,明确“党员三人以上得成立一个支部”,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加快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而且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小团体转变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这么重要的大会,为什么不像一大、二大那样在租界里开?而是选择在北四川路的越界筑路区域?据会议亲历者、时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回忆,这幢房子,当时是委托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张伯简找来的,找房子地点的要求,是“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

郑超麟的这段回忆,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和虹口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特殊优势。作为一个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指导、在秘密状态下开展工作的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面临较大的风险。而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半租界”状态,则为大会的安全召开提供了便利和保障。因此,中共四大在此处召开,会期长达12天,却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

许多进步人士和左翼作家也把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当作乱世中的避难港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鲁迅先后定居景云里。

如前所述,景云里是四川北路附近东横浜路上的一条石库门弄堂。1927年8月,茅盾冒着被国民娱乐通缉的危险,从武汉回到上海,经好友叶圣陶帮助,住进叶家隔壁弄堂最深处的景云里11号半,创作了轰动文坛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并且第一次使用了笔名“茅盾”,从职业革命家转变为伟大的文学家。

同年10月,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原本并未打算久留,结果却是在旅社住了短短5天后,便在三弟周建人所住的景云里租房寓居。直至1936年逝世,鲁迅和家人一直定居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

茅盾回忆这段危险时期时说:“我隐藏在我家
的三楼上,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当然,我的‘隐藏’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周建人我就没有保密
(那时叶圣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叶圣陶的隔壁)。十月份鲁迅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搬到景云里,我也没有对他保密。”

由此可见,北四川路地区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进步文化的重要策源地,越界筑路区特殊的社会政治生态至关重要,功不可没。论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对中国进步文化策源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是开放多元、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先进思想的传播。近代以来,北四川路及周边地区,集聚了一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文化、出版、教育机构,营造出一种开放多元的文化生态,为先进思想的传播打下基础。19世纪末,由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
《万国公报》,向国人介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美理论家、思想家。由“五金大王”叶澄衷捐资创办的澄衷蒙学堂,是由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西式学堂。与中共四大会址仅隔一条淞沪铁路的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译介西学为己任,成为祖国最重要的现代出版机构。在北四川路周边的弄堂里,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人,用独具个性的方式从事新闻、出版、文学、电影、戏剧、美术、音乐等不同领域的文化活动,传播先进的政治学说、社会理论、文艺思想,为进步文化的产生发展开启民智、夯实基础。1949年,学财务做会计出身的曾联松,在山阴路上的小屋里设计了五星红旗样稿,最终从3000多份投稿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二是街巷纵横、建筑密集的城市空间便利了革命活动的开展。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道路里弄密如蛛网,石库门建筑比比皆是,打开任何一处不起眼的门,都可能发现重要的革命运动旧址、遗址,或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痕迹。老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娱乐共同创办的革命学校,也是一所“弄堂大学”,先后辗转于北四川路附近青云里、师寿坊等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却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领导中央特别委员会,坐镇北四川路安慎坊的中央宣传部;周恩来、赵世炎则于景云里和商务职工疗养院两处前线指挥部靠前指挥,率领工人、学生纠察队奋勇战斗,为起义成功奠定胜局。北四川路周边的数十条马路、成百上千条弄堂,交织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城市迷宫,进可攻,退可守,为革命和进步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空间。

三是华洋交错、多头管理的社会环境保障了进步力量的安全。越界筑路区就是
“半租界”。在这片事实上的租界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侵害中国领土主权,欺压广大中国人民。但同时,也不可不看到,
“半租界”的特殊环境,为中国共产党人、激进知识分子、进步文化人士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立足缝隙和生存空间。中共四大在这里召开并非偶然。党的重要机关如中央宣传部、中央工农部、上海区委、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纷纷选址北四川路周边地区设立办公地点,同样是经过深思熟虑。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和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进步文化人士,曾长期在越界筑路区居住、工作、生活,寻求必要的安全保护是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四是舒适便利、优雅宜居的生活环境满足了物质精神的需求。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不仅地价低廉,房租便宜,交通、饮食、购物都十分便捷,书店、影院、咖啡馆众多,无论工作、会友、党都极其方便。鲁迅在北四川路居住生活的10年间,紧张的工作、写作之余,几乎每个月都要携家人或陪友人去看电影,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去内山书店买书、会客。无论电影院还是书店,步行也就是五六分钟,最多十来分钟。换作其他地方,很难想象能有这么方便的生活空间。又如景云里,鲁迅、周建人兄弟与茅盾、叶圣陶、冯雪峰、柔石几家前门对后门,前后左右不过十余步;相似的处境,相同的志趣,为他们沟通情感、交流思想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正是由于具备这些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和先进思想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民族革命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祖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文艺发展过程中,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为中国进步文化的策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