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答复,恰逢师长黄克诚找张爱萍说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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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开国将军被邓小平称军中惹不起的人

2016-06-28 23:05:20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张爱萍性格耿直,是出了名的管不住自己“嘴巴”的老实人。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这些独特的评价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了将军坦荡襟怀。

有一次,新四军三师会操,恰逢师长黄克诚找张爱萍说个事情,张爱萍迟到了5分钟。会操结束后,张爱萍当众宣布:“副师长张爱萍同志迟到5分钟,罚站10分钟。

各单位自行带回,张爱萍原地罚站。”在短暂的寂静之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建国后,家乡父老听说张爱萍在外面当了“大官”,不少人都过来找他,张爱萍每次都是热心接待,对于年轻的孩子积极介绍工作,但对那些年龄大、有明确目的性的,则坚决训斥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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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亲戚曾打着他的牌子,到处混吃混喝,被张爱萍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即挥笔给当地政府去信:“凡我家里人找你们办事、提出照顾的,一律给我回绝。记住:现在是人民的政府!”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错误批判,张爱萍不仅在会上没有落井下石,而且当会议结束后听说彭德怀的飞机还空着,没有人跟着一起走时,他当即说道:“走,我们跟他一起走。”在我们都躲之不及的时候,张爱萍说到做到,和彭德怀同坐一架飞机返回了北京。

1966年5月在总参批判彭、罗、陆、杨反党联盟的会上,当听到台上声色俱厉地说彭真插手军区、妄图搞乱军队,以达篡党夺权之目的的罪行时,张爱萍当即向身边的与会人员小声说:“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

人家又不管军队工作,可过去军队里的许多事为什么向他汇报?还是自己硬往人家那里挤?去年国庆节还请彭真吃狗肉呢!”正是应了中国人的古话“祸从口出”,会后不久的一天,张爱萍就被叫到中南海陈毅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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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面,陈毅就说总理待会要过来,接着又问他知不知道彭、罗、陆、杨的事。张爱萍如实讲前几天听了传达,并把当时的不满和议论又说了一遍。陈毅听了哈哈大笑:“你呀,还没等审问,就先招了。看来你是搞阳谋、不搞阴谋的人。

今天总理找你就是为这个事。”正说着,周恩来进来了,陈毅就把情况和周恩来说了一番,周恩来听了后,不无忧虑地说道:“以后讲话注意些,不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临别时,周恩来又特别叮嘱张爱萍:“你以后讲话一定要注意!”但张爱萍仍然“我行我素”。

早在1964年5月底,张爱萍率领总参装备部、军务部、作战部等9个单位32名同志组成工作组,对酒泉原子弹基地进行全面检查。

检查过程中,有人请示张爱萍,林彪1960年10月来基地视察时,曾定下由基地出资30万元给林彪修个纪念亭,现在设计已搞好,位置也选好了,就等张爱萍来拍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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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听后果断地说:“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与其花那么多钱在这种地方修这样一个东西,还不如建一个汽水厂、冰棍厂呢!为基地同志解除干渴,创造些福利。”

“文革”期间,此事被揪出,造反派们粗暴地问张爱萍:“你要讲实话,酒泉基地要建林副主席纪念亭,是不是你坚决反对的?”
张爱萍正色答道:“我当然要讲实话,我从来不会说假话。关于要建林副主席纪念亭的事,是我不同意的。”

“你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反对?”“打倒反革命分子张爱萍!”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嚣张气焰,张爱萍断然喝止:“你们不让我讲我就不讲了!”果然,造反派停止了叫嚣。

“核试验基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连饮用水都要从200里外往里运,基地的一切都在建设中,这个时候拿出30万元来建林副主席的纪念亭,他本人也不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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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人喊:“他不同意是他的事,你不同意你就是反革命!”还有人故意说:“为了建林副统帅的纪念亭,不要说30万就300万也要建!”

张爱萍淡然一笑:好吧,你有本事你就去建好了!

张胜评价父亲的成功“不是靠人际关系,不是靠投其所好,不是靠压抑自己的个性换得的,而是靠浴血奋战,靠不计名利,靠张扬自己的个性赢得的”。这话用在张爱萍将军身上实乃恰如其分。

解密:张作霖为去除郭松龄曾与日本人制定密约

在郭松龄起兵之初,日本人明里打着“严守中立”、“不干涉”的幌子,背地里却与郭松龄接触,企图乘机取得过去没有得到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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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拢郭松龄失败后,日本人转而与张作霖接触。在此危急时刻,张作霖慌不择路,也希望日本人能够拉自己一把。张作霖向日本人表示,只要能保住他的地位,“一切要求都好商量”。

日本人乘机提出增筑吉会等7条铁路、获得商租权等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张作霖为一时之急,同意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双方订立了反郭密约。

战事结束后,张作霖对日本人所作的承诺全部反悔,作为补偿,张作霖亲自携带私款500万现大洋酬谢日方有关人员。但此举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日后被炸身亡,即源起于这个没有兑现的反郭密约。

12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奉日本内阁之命对张、郭两军发出警告:“帝国在该地有重大权利与利益。因此,在铁道附属地带,即我军守备区域内,因战斗或骚乱,对帝国利益带来伤害,或有危害之虞时……本司令官当然要执行必要之措施。”这一警告看似针对双方,其实对处于劣势的张作霖来说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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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关东军参谋浦澄江中佐赴锦州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向郭松龄递交警告书,并恫吓说:“我帝国完全准备好了应付阁下任何行动方案,顺便转告。”郭松龄答复:“贵国在东三省之侨民生命财产,于本军范围内,当竭力保障其安全……惟对方反对本军和平主旨,恐不择手段。”

此时,大凌河铁桥及沟帮子铁路给水塔被奉军炸毁,不能通行火车,郭松龄被迫改变策略,以主力徒步向奉天进发。另派一旅袭取营口,抄东路侧击奉天。

12月13日,郭军前锋抵达沟帮子,右路军马忠诚旅抵达营口对岸。
12月14日,郭松龄发表《痛告东三省父老书》,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布自己治奉的十大方针。

这时,日本人又向郭松龄递交第二次警告书。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秘密委派大石桥守备队长安河与郭接触谈判,做最后的拉拢。安河提出:“阁下如要进入奉天,必须承认张作霖与日本帝国所缔结的条约,维护日本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和投资利益,也就是说,必须正视日本帝国在满蒙的优越地位和特殊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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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阁下能答应这些条件,则日本帝国就能立即予阁下以援助,至少亦当促使张作霖下野。”郭松龄答道:“我班师回奉是中国的内政,希望贵国不要干涉。我不懂得什么是日本帝国在满蒙的优越地位和特殊权利。”

安河见拉拢不成就威胁道:“阁下如不承认日本帝国的优势地位和特殊权利,帝国可要对阁下不便了。”郭松龄义愤填膺:“岂有此理!你们日本如果不讲道理硬要干涉中国内政,你们若把我拉到水里,我也要把你们拖进泥里!”

拉拢失败后,日本人开始对郭军的进攻进行干预。
12月14日晨,日本守备队奉白川司令官的命令对渡过辽河开往营口市区的马忠诚旅进行强硬阻挠,迟滞了郭军原定14日对奉军发起总攻的时间。

15日,白川司令官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14个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禁止郭军通过。随后,又假借“护桥”、“换防”的名义,从日本国内和朝鲜紧急调入两个师团,分驻马三家、塔湾、皇姑屯一带,拱卫奉天,一旦奉军危急,便可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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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后的郭松龄率机要人员和卫队离开新民,向锦州方向撤退。与之同行的夫人韩淑秀顾及到郭松龄的安全,劝郭松龄率卫队骑马先行,尽快离开险地。但郭松龄念及韩淑秀不会骑马,不想扔下患难与共的夫人,就放弃了骑马。

郭松龄等人化装成农民坐着骡车,走出新民县约20里,遭到奉军王永清骑兵旅的追击,卫队战败,郭松龄夫妇藏在农家的菜窖内被搜捕出来。
24日下午,王永清将逮捕郭的消息报告给骑兵旅长穆春,并将郭氏夫妇押解到老达房烧锅院内。

等待奉天的命令。张作霖听到消息后,欣喜若狂,在电话中向穆春说:“把郭鬼子给我送奉天来,我要亲自枪毙他。”放下电话后,想了想,又把电话打过去:“把郭鬼子给我看好,我这边派人去取他,我要亲自审问他为什么反我。”

25日晨,张作霖派出卫队团长高金山去押解郭松龄,但随后不久,张作霖又下达了“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的命令。史料记载,杨宇霆担心夜长梦多,张学良会出手相救,便向张作霖进言即杀郭松龄,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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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高金山将郭松龄夫妇押到离老达房5里许的地方枪杀。临刑前,郭松龄面不改色,对东三省人民留下遗言:“吾倡大义,出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

夫人韩淑秀也从容不迫地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望汝辈各择死所!”当高金山下达开枪命令时,韩淑秀满怀深情地看着郭松龄说:“茂宸,我要你放心地看着我先走,来吧,先打死我。”

郭松龄被捕时,王永清曾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得知高金山受命押解郭氏夫妇,拟电令高金山将郭押解到军团部,想救郭松龄一命,送他出国留学。但电未发出,即接高金山电话,告张已将郭处决。张学良得到郭松龄被处死的消息后,痛惜地说:“如郭不走,决不致死。”

郭氏夫妇被害后,张作霖命令将郭氏夫妇的尸体运回奉天,在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示众,并将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东三省各市、各县,惩一儆百。当时小河沿围观群众数以千计。

郭氏夫妇死后,因父母、弟弟和继子逃难在外,遗体由亲友代为装棺,暂厝于小东门外珠林寺。“九一八”事变后,其家属才把郭氏夫妇安葬在家乡附近,1948年,由其继子郭鸿志移葬于沈阳东陵区七间房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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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是惋惜。1926年,张学良给饶汉祥的信中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鲁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曷极方事之殷,良惟自愧。”

后来,每当张学良遇到难办的事,就感叹说:“有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1981年,“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回顾往事仍扼腕长叹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张学良对郭松龄军事才能的一种充分肯定,也是对良师益友郭松龄的深切缅怀。

《北伐》番外篇4:张学良巨流河对决郭松龄,郭松龄被杀曝尸三日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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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

1925年12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奉日本内阁之命对张、郭两军发出警告:

“帝国在该地有重大权利与利益。因此,在铁道附属地带,即我军守备区域内,因战斗或骚乱,对帝国利益带来伤害,或有危害之虞时……本司令官当然要执行必要之措施。”

12月10日,关东军参谋浦澄江中佐赴锦州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向郭松龄递交警告书,并称:“我帝国完全准备好了应付阁下任何行动方案,顺便转告。”

郭松龄答复:“贵国在东三省之侨民生命财产,于本军范围内,当竭力保障其安全……惟对方反对本军和平主旨,恐不择手段。”

此时,大凌河铁桥及沟帮子铁路给水塔被张作霖军炸毁,不能通行火车,郭松龄被迫改变策略,以主力徒步向奉天进发。另派一旅袭取营口,抄东路侧击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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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

12月13日,郭松龄军前锋抵达沟帮子,右路军马忠诚旅抵达营口对岸。

12月14日,郭松龄发表《痛告东三省父老书》,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布自己治奉的十大方针。

这时,日本人又向郭松龄递交第二次警告书。关东军司令官秘密委派大石桥守备队长安河与郭松龄接触谈判,做最后的拉拢。

安河提出:“阁下如要进入奉天,必须承认张作霖与日本帝国所缔结的条约,维护日本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和投资利益,也就是说,必须正视日本帝国在满蒙的优越地位和特殊权利。如果阁下能答应这些条件,则日本帝国就能立即予阁下以援助,至少亦当促使张作霖下野。”

郭松龄因觉得胜利在望,强硬表态:“我班师回奉是中国的内政,希望贵国不要干涉。我不懂得什么是日本帝国在满蒙的优越地位和特殊权利。”

话不投机,安河临走道:“阁下如不承认日本帝国的优势地位和特殊权利,帝国可要对阁下不便了。”

郭松龄不甘示弱:“岂有此理!你们若把我拉到水里,我也要把你们拖进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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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川义则

12月14日晨,日本铁路守备队奉关东军白川义则司令官的命令对渡过辽河开往营口市区的马忠诚旅进行强硬阻挠,迟滞了郭松龄军原定14日对张作霖军发起总攻的时间。

12月15日,白川司令官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14个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禁止郭松龄军通过。随后,关东军又假借“护桥”、“换防”的名义,从日本国内和朝鲜紧急调入两个师团,分驻马三家、塔湾、皇姑屯一带,拱卫奉天沈阳,一旦张作霖军危急,便可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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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张学良父子

张作霖迅速将残余的部队进行整编,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并在巨流河东岸布防。此时在巨流河张作霖的兵力约有六、七万人,而且有优势的骑兵。

张作霖的炮兵虽不及郭松龄军,但使用的多数是由奉天兵工厂运来的新炮和日本重炮。这些炮队由日本人亲自指挥和操纵,弹药也是由日本人保证供应。

张学良开始加紧策反工作,亲自试图给郭松龄军军官打电话,讲明形势,表示既往不咎。

由于日军的干涉,郭松龄军原计划南北夹击奉天不能实施,只得在巨流河一线正面与张作霖军作战。

12月20日,郭松龄军夺取辽河西岸军事重地新民,张作霖军除巨流河已无险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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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看着湍湍的巨流河,感慨万端,以前在讲武堂时,郭松龄与张学良在此演习过。

在巨流河战役中,张作霖军在防守配备上,张学良与韩麟春曾有不同意见。

韩麟春主张加强侧翼防御,以防郭松龄偷袭。张学良深知郭松龄性格,坚持认为:

“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硬往哪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顶住郭军的进攻,再加上宣传攻势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12月22日,郭松龄不待主力集中便发出总攻击命令。郭松龄军对兴隆店张作霖军司令部形成包围之势,张学良危在旦夕。

但是郭松龄军刘文清旅因弹药供应不足,就是没法突破张作霖军最后的防线。

关键时刻,吴俊升率黑龙江骑兵杀到郭松龄军背后,炸毁了郭松龄军在白旗堡的弹药库,战场形势出现逆转。(另一说法是关东军穿着张作霖军的军服冒充中国军人,炸毁了郭松龄军在白旗堡的弹药库)

当日,早已离心的郭松龄军参谋长邹作华,通过日本驻新民领事分馆与张学良通了电话,表示不愿再为郭松龄作战。

12月23日夜,郭松龄召开军事会议商议策略,手下将领们的态度很不统一。邹作华、高纪毅等将领此时极力主张“停战议和”,而霁云、刘伟、范浦江等人积极主战。

在此情况下,郭松龄仍决定和张作霖军决一死战。
24日拂晓,郭松龄“亲立阵头督师”。

令郭松龄没有料到的是,他的兵也是张学良的兵,张学良既往不咎的表态和用飞机撒下“老张家人不打老张家”的传单,极大地涣散了郭松龄的军心,士兵开始纷纷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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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郭松龄郁闷的是,邹作华“突然将所部炮兵旅撤回,并停止前线子弹供应,郭军遂大溃”。

遭到邹作华背后的致命一击后,郭松龄见大势已去,于是当即携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以及200多名卫队出走。临行前,郭委托霁云军长收容余部,向沟帮子、锦州方向转移。

邹作华见郭松龄已出走,下令各军停止进攻,发急电给张作霖,报告郭松龄出走情形。同时又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

“茂宸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在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

至此,郭松龄反张作霖历经一个多月以失败而告终。

郭松龄等人化装成农民坐着骡车,走出新民县约20里,遭到张作霖军王永清骑兵旅的追击,卫队战败,郭松龄夫妇藏在农家的菜窖内被搜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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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

张作霖听到消息后,欣喜若狂,12月25日晨,张作霖派出卫队团长高金山去押解郭松龄回沈阳,

“把郭鬼子给我看好,我这边派人去取他,我要亲自审问他为什么反我。”

随后不久,张作霖又下达了“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的命令。史料记载,杨宇霆担心夜长梦多,张学良会出手相救,便向张作霖进言即杀郭松龄,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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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命令将郭氏夫妇的尸体运回奉天,在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示众,并将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东三省各市、各县,惩一儆百。

杨宇霆的担心丝毫没错。郭松龄被捕时,王永清曾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得知高金山受命押解郭氏夫妇,确实想救郭松龄一命,送他出国留学。但张学良秘书刘鸣九给高金山拟写的电报尚未发出,即接高金山电话,告张学良已将郭松龄处决。

张学良得到郭松龄被处死的消息后,痛惜地说:“如郭不走,决不致死。”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是惋惜,因此把杨宇霆恨透了,这就是1929年他灭杀杨宇霆的原因之一。

1926年,张学良给饶汉祥的信中说:

“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鲁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曷极方事之殷,良惟自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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