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深入中国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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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花簇拥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有一尊高大的汉白玉雕像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牺牲在祖国战场的远东太平洋记者汉斯·希伯。

内容摘要: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希伯积极投身到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中,特别是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向世界人民宣传祖国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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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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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希伯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同年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做编译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无法认同国民党观点的汉斯·希伯愤然返回欧洲。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写出了《从广州到上海:1925年—1927年》一书,于1928年2月在柏林出版。
1932年秋,希伯再度来华,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共同研究中国的形势。此后5年间,他以笔名“亚细亚人”在美国《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成为世界着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
“七七”事变后,希伯先后多次奔赴中国的抗日前线。因获知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消息往往被国民党官方通讯社封锁,希伯下定决心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前线去,全面真实地报道那里的抗日真况。1938年春,希伯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踏上了延安这块圣地。在延安,毛泽东会见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情况。
1939年初,大约2、3月间,希伯以美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的身份,与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等从上海出发,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他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和新四军的许多领航者。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希伯先后在《美亚评论》上发表《叶挺将军传》《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利于日本》等文,揭露国民娱乐反动派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1941年5月,当希伯得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时,便与夫人秋迪化装成医生和护士,由上海乘船来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
为打破日伪的新闻封锁,希伯又前往山东采访报道。1941年9月12日,希伯在沿途八路军、新四军和老百姓的掩护下,顺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报《大众日报》为希伯的到来刊登消息说
:“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
在日本侵略者于11月初展开大扫荡前,他写了《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两组长稿。作为踏入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希伯以其卓越的政治敏感和生动的文笔,描述了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他的一系列文章在外国报刊发表后,引起了外国读者对敌后抗日军民的极大关注。为了保证国际友人的安全,山东分局决定让前来探望丈夫的秋迪女士提前回上海,并劝说希伯也一起回去。希伯笑着晃了晃自己手中的笔,又自豪地拍了拍腰间的手枪说:“不,我的任务就是抗击侵略者,我要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随后,发生了鲁中南地区抗战史上最悲壮的大青山战役。希伯不幸身受重伤,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年仅44岁。山东军民以隆重的葬礼将希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1942年,山东军民为了纪念希伯烈士,为希伯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碑上刻着罗荣桓所撰“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题词。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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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的红色文化中,留下了不少外国革命者的印痕。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除了13位国内代表外,还有2位外国人,即共产国际派来的荷兰人马林和俄罗斯人尼克尔斯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苏联侦查员佐尔格为首的国际情报人员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作,收集大量情报。从1934年秋天开始,在宋庆龄的倡导下,在上海的租界还活跃着一个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研究国际时事,探讨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苏联的建设经验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其成员包括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耿丽淑等,后来欧洲犹太难民中的不少左翼人士也参加了这个小组。这个小组事实上成了中国革命的外籍同盟军,而其发起人就是犹太作家兼记者,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汉斯·希伯1897年
6月13日生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波兰克拉科夫,后定居德国,上大学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通晓英、德、俄、中、波兰
5种文字。毕业后,他从事记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作,曾到苏联采访过列宁和斯大林。他很早就向往历史悠久的中国。1925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上海担任记者。当上海发生“五卅运动”时,他积极支持中国工人运动,并向国外做了大量报道。1926年后,他由上海转赴广东参加北伐军,担任总政治部机关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向国内外宣传国民革命军的主张,宣传北伐的伟大意义。为了当好《祖国通讯》的编辑,他挤出时间研究中国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等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其间发表了《论马克思对中国的评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右派视为左派人士的“洋编辑”希伯不得不辞职回国。在德国,他将自己在华期间撰写的文章和中国共产娱乐以及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在北伐期间的一些文件编成《从广州到上海
1926—1927》一书,以“亚细亚人”的笔名于1928年2月在德国出版。书中讴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娱乐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在国外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许多人就是因读了此书远赴祖国的。1932年,希伯与同为德共党员的秋迪·卢森堡结婚。婚后不久,两人相继来华,在上海定居,从事写作,为美国《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多种报刊撰稿,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除了发起成立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外,1936年,希伯又与史沫特莱和德国左翼人士、曾经参与了战后上海重建计划的著名设计师鲍立克合办了《中国之声》期刊,宣传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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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希伯积极投身到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中,特别是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他致电自己的私人朋友,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先生,痛陈反共摩擦必须制止,主张民主团结,共同抗日。10月,上海沦陷前后,希伯夫妇又冒着生命危险设法筹款购买医药用品,并装扮成医生和护士将其送往抗战部队和新四军地下交通站。1938年春,他经武汉前往延安采访,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称赞他为中国的革命和民族解放作了许多有益的宣传工作。1939年2月,他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由新四军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陪同,从上海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采访了周恩来和新四军领航者刘少奇、叶挺、项英、陈毅、粟裕等人,获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第一手资料。采访结束后,他回到上海,将当时还没有广为人知的祖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抗战介绍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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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希伯无比气愤,随即在3月出版的《亚美评论》上发表了《叶挺将军传》,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并停止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一切进攻。6月,希伯与夫人化装成医生和护士前往在苏北盐城新四军新建军部,与刘少奇就苏德战争爆发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并实地考察中共根据地的抗战。经过几个月的考察,他写出了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在《亚美评论》上发表了《重访新四军占领区》和《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两篇报道,对国内外人民更多地了解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年8月,博斯哈德拍摄八路军女战士。

  在结束了对新四军的采访后,希伯提出希望继续北上,前往山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了解中国军民的敌后抗战。由于去山东敌后的路途非常艰险,新四军领导出于安全考虑,劝他暂缓此行。但他听后却斩钉截铁地表示,正因为危险,迄今没有外国记者去过,所以更要去。“许多问题,我到那里才能找到答案。”在希伯的强烈恳求下,9月,希伯在新四军的护送下,晓宿夜行,穿越重重封锁来到了中共山东分局115师师部驻地。《大众日报》为希伯的到来专门刊登消息,称:“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新华社也介绍道:希伯系一有名之新闻记者,乃中国革命老友,曾先后来华六次。对中国问题著作颇多。此次来游系应太平洋学会之约,专门搜集中国人民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事迹。10月4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各界隆重集会欢迎希伯,并号召全省党政军民各界以实际工作与反“扫荡”的胜利来报答国际友人的厚望。希伯在答词中激动地回顾了他10余年来同中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的历程,并表示一定要把亲身经历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他深有体会地说道:“谁要想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和他们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坚持斗争,谁就一定要亲身到中国的敌人后方来!”希伯一到山东根据地,就不顾一路风尘,即刻夜以继日地投入写作。不到两个月,他就写出了《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等长篇报道,向世人说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就不可能坚持到今天。但是在1941年底日军对沂蒙山区的扫荡中,希伯不幸战死,将热血洒在了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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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中国民政部授予他抗日英烈称号。在山东临沂华东烈士陵园里,树立了一块纪念墓碑,碑文上铭刻着罗荣桓元帅的题词
“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史沫特莱文集》,1985年9月出版。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根据6月29日作者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举办的“外语文献中的红色文化”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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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中华大地——汉斯·希伯在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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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祖国》让世界第一次认识了怀抱崇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继斯诺之后,一大批外国记者深入走进红色根据地,深入祖国抗日前线,用笔和镜头记录中国抗战的辉煌历程。他们和他们的报道已成为值得永远铭记的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说起外国记者的在华新闻史,史沫特莱是个绕不开的名字。她与另两位记者——斯诺、斯特朗被誉为“三S”,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前身“三S
研究会”即由此而来。史沫特莱的4本传世之作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这个从美国穷乡僻壤走出的《大地的女儿》,亲历《中国在反击》,走上了一条《伟大的道路》,长眠在祖国土地上,谱写了一曲《中国的战歌》。

1928年底史沫特莱来到中国,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际。1930年,她参加了庆祝鲁迅50寿辰的茶会,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祖国的伏尔泰。1931年2月,柔石、胡也频等青年进步作家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她将鲁迅为此所写的杂文翻译发表在美国的进步杂志上。1936年西安事变,她在张学良的支持下用英语向世界广播。

1937年7月,史沫特莱从西安跋涉了整整3个星期到达延安。她想方设法托朋友向延安运送医疗器械和药物。她还积极奔走呼吁,促成白求恩等国际医疗技术人员的中国之行。她曾和朱德联名写信给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请求派遣援华医疗人员。以柯棣华大夫为首的5位印度医生因此来到抗日战争前线。

延安让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她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她前往五台山前线进行采访,成了八路军总部的第一位外国随军记者。

亲赴前线,史沫特莱看到的是面对拥有卡车、飞机和高效能运输工具的日军,几乎没有机械化部队的八路军如何英勇作战,她感受着八路军的速度:它有每天行军200里的本领,也许是世界上行动最快的部队。她赞赏着八路军官兵:它的战士都是一向惯于吃大苦、耐大劳的工人和农民。她佩服着八路军的纪律:训练有素,坚强团结。

在延安、五台山、武汉等抗日前线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之后,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到达了设在皖南芜湖以南的云岭新四军总部。在野战医院里,她为战士们包扎、处理伤口。她反复告诉我们:“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忠于中国。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这里,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这块土地上了。”

1941年5月,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到处演讲,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并为中国抗战奔走募捐。1950年,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逝世一周年时,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题: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和毛泽东畅谈30小时

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采访、考察,受到热情接待。毛泽东的幽默随和、远见卓识以及巨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这些政治倾向迥然不同的外国人……在这些记者中,最先和毛泽东有深入沟通的,就是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

1944年,斯坦因在延安住了5个月。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详细记录了他对毛泽东的单独采访。这次谈话发生在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他们聊到了共产主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工业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等。斯坦因描述道,毛泽东不时地在窑洞里来回踱步,然后在他面前站定并注视着他。毛泽东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祖国共产党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一些目标。

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斯坦因几次站起来想离开,毛泽东仍然挽留他,希望多谈谈。毛泽东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斯坦因回忆说:“直到凌晨3点,当我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

斯坦因对毛泽东的几次单独采访,总共长达30个小时。1944年10月,他离开延安后,发表《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并于1946年在英美出版《红色祖国的挑战》一书,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客观、真实、详细的报道,增进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和同情,使外界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未来前景。

在斯坦因的笔下,“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也没有被拒绝的答复。延安的政治场面朴素、安静、简单,就像它所处的位置一样。共产党中央是一个安静而繁忙的地方,在这里,几百个工作人员把工作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踏实的、自发的热情。有一种开路先锋的豪情。”

拍摄延安第一部纪录片

瑞士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现代新闻摄影的先驱,曾深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亲自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下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相比于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国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有点陌生,但他同样有着传奇的一生。

1932年,博斯哈德前往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日本采访。1933年,他记录下了日军铁蹄下的东北。1934年3月,他亲眼目睹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复辟。

1938年,博斯哈德希望前往延安进行采访。在汉口停留期间,他遇见了史沫特莱。据说当时外国记者若要得到一份可以采访中国共产党的举荐函,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找史沫特莱。经过一番努力,博斯哈德最终在武汉的中共办事处找到了周恩来先生。一番交谈之后,周恩来为他签发了一张前往延安的通行证。

行程中的艰辛超越了常人想象。人民对共产党的热情给博斯哈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行人曾在某个村镇的一间农舍中过夜,主人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让给他们,“这是一个小房间,一张鲜红的纸把嵌在墙里的香台贴了起来,墙上漂亮的毛笔字宣告着旧世界神灵的终结:‘我们相信红军!’”

博斯哈德是第一位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欧洲记者。从西安前往延安途中以及到达延安后,他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下总时长为21分49秒的名为《通往延安之旅》的黑白无声纪录片,记录所见所闻。其中,既有毛主席走出窑洞的画面,也有抗大女生歌唱祖国、士兵操练等各种场景,还反映了从西安前往延安的艰苦路程。这段纪录片也是外国记者在延安拍摄的第一部影像片,现保存于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

通过对毛泽东长达3小时的访谈,博斯哈德记录和见证了毛泽东预测日军侵华必败、怒斥法西斯破坏世界和平、强调重建中国的核心是团结以及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未来等重要思想。

离开中国战场的博斯哈德并没有停下脚步。1942—1945年,他以记者的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并见证了联合国的成立。1949—1953年在中东担任记者。1975年在西班牙逝世。

血染沂蒙长眠中国大地

在鲜花簇拥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有一尊高大的汉白玉雕像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牺牲在中国战场的远东太平洋记者汉斯·希伯。

1925年,希伯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同年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做编译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无法认同国民党观点的汉斯·希伯愤然返回欧洲。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写出了《从广州到上海:1925年—1927年》一书,于1928年2月在柏林出版。

1932年秋,希伯再度来华,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共同研究中国的形势。此后5年间,他以笔名“亚细亚人”在美国《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成为世界着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

“七七”事变后,希伯先后多次奔赴中国的抗日前线。因获知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消息往往被国民党官方通讯社封锁,希伯下定决心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前线去,全面真实地报道那里的抗日真况。1938年春,希伯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踏上了延安这块圣地。在延安,毛泽东会见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娱乐抗日斗争的情况。

1939年初,大约2、3月间,希伯以美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的身份,与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等从上海出发,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他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和新四军的许多领航者。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希伯先后在《美亚评论》上发表《叶挺将军传》《中国的内部磨擦有利于日本》等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1941年5月,当希伯得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时,便与夫人秋迪化装成医生和护士,由上海乘船来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

为打破日伪的新闻封锁,希伯又前往山东采访报道。1941年9月12日,希伯在沿途八路军、新四军和老百姓的掩护下,顺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报《大众日报》为希伯的到来刊登消息说
:“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

在日本侵略者于11月初展开大扫荡前,他写了《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两组长稿。作为踏入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希伯以其卓越的政治敏感和生动的文笔,描述了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他的一系列文章在外国报刊发表后,引起了外国读者对敌后抗日军民的极大关注。为了保证国际友人的安全,山东分局决定让前来探望丈夫的秋迪女士提前回上海,并劝说希伯也一起回去。希伯笑着晃了晃自己手中的笔,又自豪地拍了拍腰间的手枪说:“不,我的任务就是抗击侵略者,我要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随后,发生了鲁中南地区抗战史上最悲壮的大青山战役。希伯不幸身受重伤,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年仅44岁。山东军民以隆重的葬礼将希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1942年,山东军民为了纪念希伯烈士,为希伯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碑上刻着罗荣桓所撰“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题词。

欣赏游击战的美国军官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称得上是一位独特的“记者”,因为除了记者身份之外,卡尔逊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军官。卡尔逊曾经3次来华。1927年2月,卡尔逊第一次来到祖国,担任驻上海的美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官员,并应约为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撰写有关中国及远东局势的评论。这家报社的工作人员中,还有埃德加·斯诺。从斯诺口中,卡尔逊第一次得知,在中国内地有一支“红军”。

1933年卡尔逊第二次来到祖国,在北平美国公使馆卫队中从事情报工作。到1937年春,卡尔逊第三次被派往中国时,日本侵略军正在进攻上海,卡尔逊刚开始只是默默地观察中国战场的情况。但渐渐地,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从几个童子军口中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当唱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时,他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卡尔逊对中国抗战的考察总共历时约8个月,行程8000里,足迹遍及延安和北方所有抗日根据地。他会见了国共两党领航者和几十名高级将领,经历了许多场战斗,了解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他从游击战争的发展看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景,从祖国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斯诺这样评价道:“1938年,除史迪威外,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认识到日本人战线后方游击队这种惊人发展的重要意义的美国军官。”

1940年,卡尔逊在美国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各游击区考察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与日军作战的情况,他为该书所定的副标题是:“一个曾和中国人民一起生活和活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目睹的中国人民为生存而英勇斗争的内幕。”同年,他又出版了《中国陆军》一书。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人们对祖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还不甚了解,海外人士尤感生疏,这两本书的出版,在全世界,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统区,引起了巨大震动,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卡尔逊的老朋友爱泼斯坦说:“卡尔逊在八路军的战斗前线待了好几个星期。游击队的士气和战术给了他深刻印象,他后来运用所学到的这一切,在美国袭击被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的战斗中,成为着名的突击队领航者和战斗英雄。他的思想受到了中国战士和他所钦佩的朋友史沫特莱的影响,在政治上也有了进步,战后成为反对美国插手中国内战的一个重要而有力的人物。”

1947年,卡尔逊在美国逝世,享年51岁。临终前,卡尔逊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代表中国人民联名发来的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为中国民主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虽然未能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但卡尔逊坚持真理和正义,最早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可贵情怀和精神,永远感动着中国人民。

(资料来源于朱纪华主编《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并感谢上海市档案馆提供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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